“建筑与声学不能分离”

上海交响乐团新音乐厅的外部以朴素的陶土砖和顶部灵动的曲面相结合，形如一只“大马鞍”。而大厅共设1200个座位，以传统的“鞋盒式”与现代的“葡萄园式”相结合，观众可分席坐在高低不同的区域，却能享受到相同的听觉体验。 本版图片 高剑平

4月15日，由日本当代著名建筑师矶崎新和建筑声学大师丰田泰久共同设计建造的上海交响乐团新音乐厅首次对媒体和部分会员开放，并邀请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员进行了声学测试。

早报记者 陈诗悦

让人们期待了整整六年的上海交响乐团新音乐厅将于今年9月正式开放。4月15日，这座由日本当代著名建筑师矶崎新和建筑声学大师丰田泰久共同设计建造的音乐厅首次对媒体和部分会员开放，并邀请上海交响乐团的演奏员进行了声学测试，人们得以首次在这座精心雕琢的建筑中聆听到曼妙乐声。声学测试之后，早报记者就音乐厅的设计与声学效果诸问题专访了设计师矶崎新和建筑声学师丰田泰久。

悬浮的“马鞍”

位于复兴中路1380号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以外部朴素的陶土砖和顶部灵动的曲面相结合，形如一只“大马鞍”。从更高处看去，建筑的外形又如同一本打开的总谱，让乐团人“倍感亲切”。而建筑的内部比外部有更多的惊喜。

音乐厅大厅共设1200个座位，以传统的“鞋盒式”与现代的“葡萄园式”相结合，观众可分席坐在高低不同的区域，却能享受到相同的听觉体验。不论是地板还是天花板上六块巨大的反声板都以橡木为材料，而舞台地板是从北海道进口的原柏木，为了不影响声音的效果，丰田泰久坚持不让地板上漆。尽管音乐厅以乐队的自然声为追求，但是仍然在橡木反声板上设置了扩音设备，上交的副团长周京华解释说，“这是考虑到民乐演奏时，音高不同，通过扩音设备可以令两者更为和谐。”

小厅则以录音棚和室内乐的要求进行设计。这个号称有400座容量的厅其中87座为固定座位，而小厅中央有12块可升降的舞台，根据不同的演出需求可进行不同的座位调节。

15日，上交年轻的双簧管演奏员薛舜杰成为新音乐厅的第一批“发声者”，他分别在大小厅以相同的曲目进行演奏，“以前的演出场馆，声音有些闷，新厅则显得更加明亮干净。”

离开小厅，随着人群一同来到位于地下四层深16米的300个隔振器也首次揭开其神秘面纱。由于音乐厅所处的位置离地铁10号线最近处只有6米，为了规避地铁运营所带来的震动和对声音的影响，丰田泰久将“悬浮”的设计引入。在大厅的底部共有108个水泥支墩，安放有204个隔振器，而小厅底部则有60个水泥支墩，安放96个隔振器，将音乐厅与地铁噪音相隔离。尽管这一技术在国外已十分普及，这却是中国大陆第一个“全浮”的建筑。

上交人的梦想终于实现

拥有135年历史的上海交响乐团，最早可追溯至1879年的上海公共乐队，那也是当时被誉为“远东第一乐队”的上交雏形。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上海交响乐团与国际和国内最出色的音乐家合作，成为中国大陆与世界指挥家、独奏家、歌唱家合作最早、合作场次最多的交响乐团。国际指挥大师、美国费城管弦乐团指挥夏尔·迪图瓦说，“我对在中国上海有比柏林爱乐、芝加哥交响乐团历史更悠久的乐团感到非常惊奇。”而拥有属于自己的顶级音乐厅，则是几代上交人，跨越三个世纪的梦想。随着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的建成，上交人“团厅合一”的这一梦想终得实现。

随着音乐厅的竣工，上海交响乐团的新标识也随之发布。标识的灵感来源于音乐与人的关系，主体以圆形为基础，代表完美、饱满、和谐、声音的扩散，在此形态基础上，融合了音符的反切。圆形上下相扣形成英文字母S，两个S加上最末的O，即Shanghai Symphony Orchestra的缩写。标识的结构仿佛乐队的组合，强调结构的完整，也寓意团队协助密不可分。

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新音乐厅长达80米的“音乐互动长廊”的建设，从3月14日起，上海交响乐团就开始面向社会公开征集任何与上交历史有关的物品，一张旧照片、一份旧报纸、一张手稿、一张票根，用物质串起历史，意图以此填补中国在以交响乐为主题的展览领域的空白，也为更多的听众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近现代交响乐发展历程的平台。在已经陆续收集到的“上交记忆”中，就有乐团工部局时期的工作证、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时与上交合作的节目册、乔治六世过往登基音乐会节目单等珍贵的历史材料。

建筑与声学的配合

矶崎新与丰田泰久所在的永田音响设计公司是30多年的合作伙伴了，从1980年代初至今，尽管他们合作了包括深圳音乐厅在内的六个项目，但对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还是有着难以言喻的自豪。前天的公开乐队测试时，矶崎新老先生蓄着他标志性的辫子，戴着黑帽墨镜，舒服地倚在最角落的椅子上享受上交一支小型室内乐团的演奏。而丰田泰久先生则是不停地向周围人做出噤声的动作，复又回过头去安静地聆听音乐。

音乐厅处于复兴中路历史风貌保护区域，如何同周边居民的生活相得益彰，又如何在这一片老房子中不显突兀，矶崎新与他的团队着实下了一些功夫。在保障音乐厅本身需要的前提下，建筑高度被尽量下放，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工程量都是在地下进行，而大厅的最高处也仅达到18米。同周边住宅楼最近的地方为音乐厅的办公区域，为了能让居民和工作人员都有好的视觉享受，而不是冷冰冰的“一墙之隔”，造型的起伏和充满绿化的阳台充当了缓和剂。

而在最为重要的声学方面，并非简单的数据就可以呈现，最终的优劣还是要靠人的耳朵、靠好的乐团来判定。话说及此，矶崎新先生忍不住夸赞起了身边的伙伴：“1990年代要提到一些著名的声学顾问能给出一大堆名字，现在渐渐都集中到丰田先生这里啦。”

曾经放话说要成为“声学效果最好的音乐厅”，竣工以后的声学测试结果自然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这三天内我们做了一些物理声音的测试，即摆放发声源，听有怎样的反声，迄今为止结果都非常令人满意。6月乐队进驻后还会进行不断的调试。声学测试是个很长的过程。”

除了声学测试，仍待调节的还有音乐厅的用光，这也被两位大师称作“看不见的努力”。“音乐厅不像剧场，很炫很热闹，它需要人们静下心来，细细感受。”感受这个词虽然虚幻，但却是矶崎新在采访中反复强调的。音乐厅的空间，不论对演奏的乐手还是聆听的观众都要有舒服的感觉，从这个角度来说，光与声音虽不直接相关，却有一种微妙的关系，共同营造了整体的氛围。“用光的氛围是我们在工作中被老先生批评得最多的一点，他总是好了还要更好。”矶崎新工作室在上海的合伙人胡倩这样说道。

希望将交响乐团的声音通过自身的综合效果而非电声处理传递出去，这是声学设计所希望达到的。在被问及已经完工的建筑中，哪些是建筑师完成的，而哪些是由声学师完成的，丰田泰久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分开！”整个建筑的最后的成果都是由建筑师和声学专家不断配合，共同设计的结果。“影响声学效果的因素，一是形状，二是材料。音乐厅的形状设计和材料选择当然是由矶崎新工作室来完成，而我需要不断和他们进行配合，时时刻刻确认这些因素对于声学的影响，并逐步调整。”

中国心态而非中国元素

作为一个外国建筑师，怎样运用中国元素来使建筑扎根这片土地常常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可是矶崎新却很干脆地说，“我不知道什么是‘中国的’。”对于民族和文化颇有兴趣的他曾经写书讨论什么是日本的，2004年起他来到中国后也开始考虑什么是中国的。“我们的业主常常会提出要求，希望建筑又现代又中国，可是中国的是什么，这还需要好好研究。”

2006年建成的喜玛拉雅艺术中心，创造性地以文字化的幕墙作为表面结构，受到了很高的评价。胡倩却说大家都误解了它的真正含义，“我们是想表达一种混合式的概念，如同中国的文字，可以拆开、结合，再组成新的字，这才是我们觉得真正体现中国的地方。”矶崎新也补充说，“早知道现在大家都在铺天盖地地这样做，我们当时就不做了。”

“总之我不希望做一个符号堆积的东西，这是不负责任的建筑师会干的，许多国外的建筑师也是这么做的，因为他们无法真正了解中国的内涵。”矶崎新所认为的中国性，不是单纯的符号堆砌、元素排列，如同现在呈现在眼前的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你可以抚摸到外墙粗粝的陶土砖墙，可以在大厅仰望到竹编一般的反声板，可是对于矶崎新来说，最重要的是人们走进音乐厅不感到异样，那么这个建筑就是和中国人的心态、情结相符合的，是被大家所接受的建筑。

在2002年上海双年展上，矶崎新曾毫不客气地给上海的建筑评分“B-”，在他眼里，上海只有建筑，没有艺术，尤其是在造型设计上，上海只是个胆小鬼。现在，他却有些得意地改口，“现在要比B-高一点了，因为有上交音乐厅在嘛。”